「德州记忆」四女寺减河六百岁

据史书记载：明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工部尚书宋礼提议，开挖“四女寺减河”。宋礼之所以要在四女寺开挖减河，是因鬲津河距四女寺仅有12华里，而其中有“5里有旧水沟、5里系土路、2里系平地”，在此挖“减河”，一借用了卫运河的弯道，二难度较小。

鬲津河即今天“漳卫新河”，系大禹治水时留下的“九河”之一，也是隋唐曾经春秋战国时，黄河入海的三条古河道之一。清光绪版《重修天津府志》的记载：“鬲津在今陵县西。陵县，唐安德也”。又“德州西南有鬲津河，东经吴桥、宁津、德平、乐陵、庆云诸县界，至海丰大沽口入海”。鬲津河为禹时所称的黄河故道，历史上素有“九河地点，徒骇最北，鬲津最南”之说。

故明朝永乐年间，便开挖了“四女寺减河”，以分流南运河自四女寺以下河段的洪水。四女寺减河自四女寺向东流经九龙庙（屯氏河抛弃的故道）入鬲津河后，再向东北行至果子李、李小吴村后出境，出德州后流经吴桥、宁津、乐陵、庆云从无棣人海。全长228.5公里，德州城境内31.1公里。

因该减河的分水口在四女寺。故人们将新开挖的河道及其下流的鬲津河等河道，统称为“四女寺减河也称之为“南支河”。

在开挖此减河时，为了保证南运河里能正常飞行，古人便在四女寺减河与卫运河的衔接处，修了一个名曰“滚塘坝”的矮小石坝，这便是历代史书上记载的，名振史书、声称“北方都江堰”的“四女寺减塘坝”。

有了这道石堤堰和这条河道，卫运河里的水只要不漫过此石坝，就仍然会向北流进南运河。假如卫运河里的水高于此石坝时，所漫过石坝的水就会流入四女寺减河，而低于石坝以下的水会持续向北流入南运河。这样，既保证了南运河里过往的船只能正常通行，下流河道的安全也得到了保证。它曾名震华北大地，千里运河两岸，并引来很多的称誉。

故明清两代的当地官员屡次对其进行疏浚，但他们疏浚的首要精力，仅注重于上游十余里的河道。下流四百余里的河道、堤防终年得不到疏浚。加之，明末朝廷的糜烂，至清初，四女寺减河“淤塞已平”、“闸座废坏”，使南运河又呈现了常常决口众多的局势。

清雍正四年（1726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何国宗，主张疏通四女寺减河，至清雍正八年（1730）将原减水闸改建成了“宽八丈，坝脊高河底一丈一尺”的滚塘坝；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26），又将坝展宽四丈，落低一尺六寸。二十八年又展宽至十二丈。

虽经屡次的疏浚，也耗费了不少的银两，可四女寺减河仍没逃脱被淤塞的厄运。据民国史料记载：四女寺减河“入口处仍遗有砌石之溢流堰残迹，但淤塞的简直不能使用，河身亦变成农田而无减河之价值”。为此，南运河仍屡次众多成灾，要挟着南运河两岸大众和乡镇的安全。在这个期间有史料可查的水灾：清朝有四次：即清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河决山君仓；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河决口于城北闸子口；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城北运河决口；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城南耿李庄运河决口。

民国四次：1917年秋恩县耿李庄决口，洪流围困德州城城墙仅露7砖。州郊外成湖泽，史志载：“城墙上洗脚丫、可见景州塔”；1919年城北程何庄处决口；1946年7月31日城南罗家院决口；1948年7月25日城南罗家院决口；1948年7月27日城北哨马营决口。由此可知，德州城解放前，南运河德州城区域内的两条减河均失去了效果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女寺减河的管理。1955年疏浚了河道，采取了多项防洪措施；1956年发动民工挖河、筑堤206公里；1957至1958年时期，又一次对其完全的管理，共完结土方4121万立方米，故四女寺减河，为抗御1963年的特大洪水做出了奉献。1957年，中央政府又在四女寺原滚塘坝的遗址邻近，兴建了大型的四女寺纽带工程。后因该纽带工程满意不了泄洪的要求，国家又于1971年扩建四女寺水利纽带。又新挖了全长43.5公里的岔河。它有用的调理了南运河的洪水流量、减轻了压力，保证了津沪铁路和德州城的安全。在防洪排涝、航运、输水、灌溉等方面发挥了明显效果。（马惠彬）